抗战期间，八路军实力增强。

在抗战初期，八路军迅速占领了山西的大片乡镇与农村地区，迅速建立起各级政权，覆盖了数百万民众。此举使得八路军的力量瞬间实现了质的飞跃。

当战火熄灭之际，中共已壮大至百万雄师之众，成为能与国民党相抗衡的强大政党。

众所周知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崭露头角，但其崛起的具体经过，却鲜有人能详述。

或许有一部分人了解到，山西曾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初期崭露头角的重要基地。

彼日，日军侵袭山西，中央军与晋绥军边战边退，八路军却奋起直追，于战火中勇夺胜利，在山西敌后陆续建成了众多抗日根据地，并成立了政权。

看似简单的事情，实际操作起来却远非如此。

八路军之所以能在华北迅速部署，占据众多战略要地，成功贯彻了教员的抗日战略部署，这并非仅仅依靠勇猛与智慧所能完全阐释的。

无论事情多么微小，仅凭空想是无法实现的，唯有脚踏实地地去实践，方能有望成就一番事业。

切勿误以为教员之职责仅限于窑洞中谋略构思，战略部署。实则，教员行事严谨，对待事务一丝不苟，对关键人物与关键事件紧咬不放，直至取得结果，方肯放手。

自1936年东征战役落幕，教员便对刘少奇展开密切关注，敦促其加强华北，尤其是山西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。他日复一日地催问工作进度，刘少奇在教员的督促下也显得颇为焦虑，因而他亦日以继夜地督促薄一波等同事，以求得具体成果与实际成效。

薄一波等人确实有两下子。

等到七七事变前后，整个山西都快被中共渗透成筛子了，到处都是中共的人。

山西很多县政府的主要官员，是共产党员，牺盟会里的骨干力量是共产党员，山西新军里的中高级军官大多也是共产党员或预备党员。

山西的农村是左派人士去宣传的，群众是共产党牵头组织起来的，就连军政要员的培训工作，都是共产党人弄的。

早在山西陷入敌手之前，中共势力已广泛渗透至山西与绥远两地，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军事领域，均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正因如此，抗日战争初期，中共得以在山西迅速建立起各级政权，进展异常顺利。

那问题来了，共产党人在山西玩得这么嗨，难道“山西王”阎锡山就是吃白饭的，干看着不管不问？

你们或许难以置信，但事实是，当时中共在山西的最为关键的“保护伞”角色，非阎锡山莫属。

蒋介石愤怒地追问阎锡山，究竟是谁提议成立的牺盟会，并要求严厉惩处！同时，日本人亦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，指控阎锡山“勾结共党”。

彼时，在山西军政系统的各级官员眼里，阎锡山俨然成了一个被迷了心窍的昏庸帝王，众多大员心腹苦劝阎锡山，让他打击中共的发展。

阎锡山不仅置若罔闻，更是随口一句：“你们懂什么！”

阎老西葫芦里卖什么药？

01

从红军东征说起。

1935年岁末，瓦窑堡会议圆满落幕，历经长征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曲折，红军终于沐浴在新的希望之中，对未来重燃了新的憧憬。

尽管明确了未来的发展路径，然而当前的物质条件仍面临诸多挑战。

鉴于陕北粮食匮乏、物资严重短缺，难以维系众多红军的生计，加之陕北地域贫瘠，发展前景有限，会议结束后，教员深思熟虑，认为还是应当渡过黄河，向山西拓展，那里更具发展潜力。

说干就干。

1936年伊始，导师亲率部队渡过黄河，抵达山西地区。

此次战略目标旨在实现山西与绥远两省的贯通，并与苏联建立联系。理想情况下，我们希望在财力较为雄厚的山西稳固根基，进而与陕北形成连贯，从而为红军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
当时红军兵力仅有两三万，然而教员对战胜晋绥军毫无忧虑。在东征的征程中，教员诗情盎然，挥毫泼墨，创作了《沁园春·雪》一词。

对照教员的从容不迫，阎锡山不禁显得有些心神不宁。

阎锡山是民国知名军阀。

军阀之间亦各有等级之分。其中，低级军阀仅知以武力夺取政权，此类行为人人皆知，全凭手中有限的军队，别无他法，故而沦为最次的军阀。

中游的军阀群体，已开始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，他们不仅拥有强大的军队，亦略懂经济建设之道。诸如张作霖、吴佩孚、张宗昌等众多大军阀，均具备此等能力。

那些级别较高的军阀，其能力尤为出众，不仅精通经济之道，更能在经济领域取得显著成就。阎锡山便是此类军阀的典范。

他在山西执政长达数十年，的确堪称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领导者。山西虽为内陆省份，却能在民国时期在经济发展领域独领风骚，领跑全国，其军事工业亦发展得颇有模有样，以至于连蒋介石也要向阎锡山请教经验。

阎锡山能力出众。

常言道，内行人看门道，外行人看热闹。阎锡山对理论研究的热爱，使他在审视中共时，与一般军阀的观点迥异。他不仅深入研究过马克思主义，更以严谨的态度洞察其精髓。

曾诚邀诸多中共在平津地区的教授与学者赴山西举办学术研讨会，旨在从中汲取智慧，以丰富并完善自己的“中”的学说。

一个军阀去学马克思主义，目的肯定不怎么单纯，阎锡山很忌惮红军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，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人士，所以就想从理论中找到破解红军的办法。

其他军阀仅着眼于红军手中为数不多的枪械，而阎锡山却洞察到了红军那令人畏惧的群众组织与动员能力。

阎锡山曾跟下属说：“盖共产党是挟思想、民众、政治、武力，而图夺取政权者。非思想不能抵抗思想，非民众不能抵抗民众，非政治不能抵抗政治，非武力不能抵抗武力。”

见解不错。

02

1935年，当红军抵达陕北之际，阎锡山感到了空前的紧张与深切的恐惧。

你所目睹之景，将是你所坚信之物；你所坚信之理，将是你所付诸行动的基石。

寻常军阀一旦目睹红军握有的武器，便会以武力手段进行压制；至于阎锡山，他洞察到红军背后所蕴含的理论与主义，于是便在理论层面和政治领域施加压迫。

阎锡山堪称民国军阀中为数不多的重视农村与农民权益的领军人物。在他执掌山西政务期间，他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惠及农村、农民的政策措施，致力于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。当时，山西的社会秩序相较其他地区，无疑呈现出显著的优势。

因此，阎锡山洞悉红军对农民所具有的无比吸引力，正因如此，他对红军进军山西充满了恐惧。

阎锡山在抵御共产主义思潮方面，亦形成了独到的理论体系与策略。

若言及老蒋在抵御共产主义势力时秉持的策略为“七分政治，三分军事”，那么阎锡山则更侧重于“九分政治，一分军事”。

阎锡山认为，红军的可怕之处就是能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法，笼络群众，组织动员群众，军事防共根本无用，主义的力量胜于军事，如若不能阻止中共对农民的动员，其他都无济于事。

因此，他决定采取不同寻常的策略，意图先行一步将土地收归公有，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度。如此一来，红军抵达后便无从分配土地，亦无土豪可供打击。

换言之，我自行行动。

我坚决拒绝你对我的命运进行干预，我要亲自掌控自己的命运，却没想到最终竟因此丧命。

此外，阎锡山先行一步，将山西民众动员起来，散布了大量有关红军的谣言，用以恐吓民众，继而又组建了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。

这两大民众团体同样颇具特色，红军到来后，难道不是旨在为贫苦大众伸张正义吗？

阎老西便先行一步，着力提升穷人的生活水准与社会地位。他倡导成立公道团，将那些身处困苦的穷人先行组织起来，确保他们获得应有的公道。以公道主义为武器，对抗共产主义思想。

防共保卫团的任务，便是针对那些持有亲共倾向的个人，将他们视为异己，并加以打击。对于举报者，给予奖励；对于捕获者，则给予赏金。

为了在民众心中对红军留下不良印象，阎锡山亲自编撰了六首反共歌曲，并下发至各村落，责令村民在规定时间内学会，未能掌握的则需当众承受惩罚。

阎锡山的这套做法看似高明，实则是在自掘坟墓。

此法不仅将颠覆山西固有的社会架构，待新组织与新成员崭露头角，更将不可避免地与旧有组织及体系产生连绵不绝的冲突。实乃聪明反被聪明误矣。

良药变毒药。

琼浆变砒霜。

作为山西政坛的二号人物，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在此问题上与阎锡山的思考存在分歧。他屡次劝谏阎锡山强化黄河防线，并增强军事力量。

阎锡山已深陷于主义之争，无法自拔，他对强化军事力量以抵御共产主义并无太多兴趣，而是全神贯注于通过政治手段进行防范。

一方面，他坚信军事防共之举无益，对自己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充满信心；另一方面，他亦不愿将军事力量分散，以应对防共之需。

当时，日本人对绥远虎视眈眈，而绥远地处山西的北陲要地。阎锡山亟需强大力量以抵御日军的侵扰。

然而，阎锡山这套把戏在教员看来，不过是孩童间的嬉戏，根本未曾予以重视。

阎锡山对黄河防线的疏于防范，却意外地成就了红军渡河的顺利。

03

1936年2月，红军东征山西。

红军成功突破黄河的天险防线后，随即兵分数路，迅速向东方挺进：一支部队占领了义牒，并包围了石楼；另一支部队攻下了留誉，直逼中阳；还有一支部队沿着河北岸向上推进，对柳林发起了突袭。

阎锡山未曾遭遇过如此气势，一时间竟被搞得措手不及。数以十万计的军队蜂拥而上，竟难以阻挡那仅有数千人的红军。

以往自以为构建的种种壁垒，看似坚不可摧，然而在真正分田给穷人的红军面前，不过是空中楼阁，徒有其表。

教员施展一记“麻雀满天飞”的绝技，令阎老西束手无策。

在那段时间，张学良向阎锡山发送了电报，表示愿意协助进行剿共行动，然而，阎锡山并未对此表示感激，反而严厉指责张学良心怀叵测。

阎锡山心生疑窦，坚信红军渡过黄河乃老蒋与张学良共谋之策。二人向来倾向于联俄，因此，在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，阎锡山便认定幕后操控者正是他。

张学良在政治领域尚显稚嫩，缺乏定力，难以保持冷静。

在婉拒张学良的恶意提议之后，徐永昌曾建议派遣老蒋的中央军进驻山西，然而这一提议同样遭到了阎锡山的拒绝。阎老西深知，除非形势万般无奈，否则他绝不会轻易让老蒋染指自己的势力范围。

相较于老蒋，他的耐心更是令人称奇。他已将入晋的部队安排妥当，却始终按兵不动，对阎锡山不闻不问。

战略定力远胜张学良。

眼见红军在山西积极推行土地革命，并着手建立苏维埃政权，大有扎根山西之意，阎锡山焦虑万分，急忙调动晋军全力阻截红军。

三月初，阎锡山紧急调动了两个纵队，合计八个旅的兵力，将它们集结于汾阳、孝义、隰县一带。此举旨在孝义西部的兑九峪地区与红军主力展开一场决战，企图凭借兵力优势一举吞并红军。

红军面对困境毫无惧色，在兑九峪蜿蜒曲折的山沟之中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，你来我往，互有攻守，最终均未能在战场上占据明显优势，最终双方均选择撤退。

阎锡山向来认为红军的理论与主义颇具威力，而在军事层面上，他并未将之视为足以畏惧的挑战。

红军对他给予了严厉的批评，强调群众工作是其核心技能，而军事作战更是其擅长之术。

在兑九峪一役之后，阎锡山对红军已感束手无策，内心涌现出深深的无力感。

恰在此时，老蒋伸出了一只手，面带微笑地对阎锡山说道：“遇到难题，不妨寻求中央军的援助。”

3月11日，徐永昌记。“蒋先生来电，除黄杰的旅团及关师的全体人员外，还特别指令卫立煌率领两支师团前往山西协助剿匪。”

老蒋洞悉时机，深知此刻阎老西方肯允许中央军进驻山西，以免激怒那狡猾的阎锡山。

此次肩负代表老蒋入晋重任的大员为陈诚，尽管其使命旨在支援阎锡山，但陈诚却刻意降低姿态，显露出浓厚的合作意愿。

陈诚鉴于自己地位显赫，深怕令阎锡山心生不适，进而产生疑虑，便表示自己将不久离开，并将所辖部队交付汤恩伯统一指挥。

随着中央军主力陆续抵达山西，察觉形势不利，教员随即下达撤退令，部队遂撤回陕北。

此次东征，虽痛失刘志丹这位英勇将领，但整体而言，可谓是凯旋而归，战绩辉煌。

红军虽已远行，然而中央军却选择滞留于晋西之地，不愿离去。

正如教员所预见的，随着东征战事告一段落，山西的矛盾格局亦随之发生了新的转变。

04

请神容易送神难。

若要借助中央军之力驱逐红军，求得蒋介石的协助，自然难以避免有所牺牲。

中央军不仅滞留未离，更竭力笼络阎锡山旧部，积极拓展国民党组织，不断向晋绥军内部渗透己方人员。

蒋介石向阎锡下达指令，责令其组建十五个团，发起一场西征行动，渡河对共产党进行清剿。

而且，老蒋毫无保留地拉拢晋绥军的高级将领李生达，委以此次西征的总指挥重任，并赋予他中央军的调动权。

老蒋的举动实属令人作呕，让阎锡山倍感困扰，他直言，即便不是被红军所灭，也将因“草”字头上的字而丧命。

此刻，日本对华北地区产生了觊觎之心，通过操控伪蒙古国对绥远实施压力。绥远地处山西北部，是山西的北大门。日本意图实现华北自治，其首要目标便是夺取战略重地山西。

鉴于山西地势险峻，若无法攻克此地，华北自治的设想便沦为笑谈。

在经济、军事及政治等多个领域，日本对阎锡山施加了沉重的压力。

阎锡山拒绝成为日本人派驻华北的代言人，这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对民族的情感和爱国之情。山西，对他而言，是难以割舍的故土，那里承载了他一生的情感与记忆，与他的命运紧密相连。

日本暗中觊觎，不料如今中央军再度被引入其中。

国民革命军、中国工农红军、日本侵华军皆将目光聚焦于山西，阎锡山曾长叹：“在这三颗鸡蛋之上，我必须小心翼翼地舞动，任何一颗的破裂都是我所不能承受的。”

阎老西先进行了锄奸行动。

1936年五月，阎锡山派遣手下秘密处决了李生达。事后，他向蒋介石汇报，称李生达遭遇刺杀，军心浮动，恳请允许推迟入陕的计划。

老蒋微笑不语，实则乐见晋绥军内部自相纷争。

李生达事件亦映照出阎锡山所承受的重压。内忧重重，内部纷争四起，而外患亦不容忽视，众多强敌环伺，觊觎不已。

阎锡山基于其“中庸之道”的哲学，坚信自己唯有在夹缝中寻求生存之道。在此背景下，他的思绪不禁转向了刚刚撤离山西的红军队伍。

自从教员发动此次东征，阎锡山便深切领略了红军的强大实力。红军以区区一两万人之众，竟能与自己数倍于己的十几万军队展开激战，你来我往，互有胜负，令阎锡山感慨不已。

阎锡山自行核算了一笔账目，倘若红军的战斗力与日军相当，那么以他手下的十几万人之众，恐难以对抗日军的一万余人，这场战斗实难取胜。

若红军的战斗力不及日军，那么连红军都无法战胜，便意味着失去了抵抗日军的资格。

经过一番商议，阎老西便萌生了借助中共之力，以缓解日军和国军施加于他的双重压力之策。

在老蒋和日军的逼迫下，阎锡山这个坚定的反共份子，竟然开始主动找红军合作。

若红军未能彻底挫败阎锡山的势力，阎锡山便难以萌生与红军合作的意愿。

若红军未曾率先击败东北军两部，张学良或许亦不会寻求与红军携手合作。

世间本就如此残酷，并非惧怕你招惹是非，而是担忧你缺乏实力。若实力不足，连被他人利用的资格都无从谈起。

实力为尊，方能在牌桌之上占有一席之地。正如铸铁需先自身坚不可摧。

此刻，教员在陕北亦洞察阎锡山境遇堪忧，正是寻求联合之良机。纵使双方此前有过交锋，但这丝毫不妨碍双方未来合作的开展。

时势所迫，阎锡山无法选择。

导师洞悉一切，尽管他刚刚率领众人教训了阎老西一番，但双方仍有缘成为好友。

阎锡山并非愚者，实则智谋过人。与智者交流，最为便捷。利害关系显而易见，你我皆心知肚明。

重返陕北之际，教员转身即挥毫泼墨，撰写了一封寻求合作的信函，命被俘的晋军团长郭登瀛携此信函返回，转呈阎锡山。

伯川先生：听闻蒋氏对先生施压日益加剧，强行派遣晋军二次入陕，同时派遣中央军监视其后，可见蒋氏并无悔改之意……三晋军民对此无不感同身受。若先生能与敝方携手合作，共同抗击日本侵略、反抗蒋介石，敝方同仁极愿与晋军并肩作战，共筑抗日反蒋统一战线……国家危难当头，恳请三晋贤达莫要袖手旁观。”

在强者看来，阴谋论显得荒谬不堪，若不洞悉大局，暗中策划又有何益？

阎锡山拆阅来函后，心中已然生起波澜。他意图借鉴红军组织群众的方式，以增强自身实力，将山西民众的力量凝聚于己身。与此同时，红军亦需借助阎锡山的默许，在山西展开宣传，扩大自身影响力。

达成了三项协议。

一、废止旨在反共的山西地区各类组织与团体，诸如防共保卫团等。

二、解除对陕北苏区封锁。

三、为满足双方需求，组织了一支抗日民众团体，此即为日后所成立的牺盟会。

这场相互依存的局面，双方均出于自愿，阎锡山无可选择，红军亦然。

同是落难者，何须曾怨。

合作中谁吃掉谁，利用谁。

那就要看本事了。

05

恰逢其时，薄一波身处北平草岚子监狱，正积极寻求脱身的途径。

彼时，日军的铁蹄正欲踏平华北，国民党当局正筹备撤回其势力范围，与此同时，那些被囚禁的政治犯亦面临随同被转移的命运。

狱中负责人向薄一波等人透露，趁着此次迁移之机，他们有机会获得释放。

需支付5000元。

薄一波等一众同志已被囚禁于牢狱之中数载，他们虽身陷囹圄，却依旧清白如洗。薄一波便萌生了写信寻求援助以筹集资金的念头。监狱看守听闻此事后，欣然应允，并表示全力支持，甚至主动提出可以代为传递信件。

薄一波心中闪过一个念头，或许有人能在短时间内筹集到巨额资金。这位人物曾是地下党成员，且与薄一波同属一个小组——胡熙庵。他昔日担任造币厂科长，日常工作直接涉及金钱往来。

当前，胡熙庵以山西省政府经济统制处处长的身份示人，自身经济条件亦颇为拮据。在接到薄一波的来信后，他立刻联络了山西定襄的同乡们寻求援助。经过一番周折，最终成功找到了郭挺一。

郭挺一跟薄一波是同学，以前也是共产党，后来履行了反共启事的出狱手续，被开除出党了，就回到山西老家跟着阎锡山混，在山西自强救国会中做事，会长是阎锡山。梁化之是总干事。

找到阎锡山。

郭挺一与阎锡山进行协商，期望他能出资解救薄一波等人。在谈话中，他竭力赞美薄一波，几乎将薄一波捧到了极高的位置。

恰逢此时，阎锡山正着手组建抗日民众队伍，急切希望与中共携手共进，唯独缺少一位得力的中共人士来负责策划和组织相关事务。

阎锡山一听薄一波这个才子是共产党员，还是山西人，两人老家离得还挺近，就连梁化之这个阎锡山亲自培养的政治接班人，以及幕僚赵戴文等人都推荐薄一波。

薄一波易操控。

阎锡山秉持虚怀若谷的胸襟，迅速为负责管理北平事务的军阀宋哲元，以及薄一波，各致一封书信。

随即派遣郭挺一携带着5000元大洋前往北平监狱，其任务是迎接薄一波至山西，共同商讨并推进保晋事业的发展。

正当此关键时刻，刘少奇亦嘱人致薄一波等人第二封函，敦促他们尽快完成反共启事的必要程序，以便早日获释出狱。

这正是所谓机遇降临，任何阻挡都难以抵挡。曾身陷囹圄五载的薄一波，即便平日里声嘶力竭，亦无法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
待至预定时刻，众人纷纷争先恐后地试图将他们解救出来，实乃时势造就英雄之举。

时代风云变幻，若你才干出众，即便不愿崭露头角，亦难掩其光芒。在动荡之际，果然是英雄辈出，无人可掩其名。

不久出狱之后，薄一波便收到了阎锡山的来信。得信之后，他立刻向北方局进行了报告。

刘少奇闻言，喜形于色，不禁感叹：“这真乃天赐之福，乃是我们梦寐以求而不得的良机。岂料你小子刚出狱，这般美事便主动找上门来。”

当前，时局正经历着深刻变革，日本妄图灭亡我国，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，阎锡山亦处于摇摆不定之中。面对这一局势，党所肩负的任务，既要深入开展基层群众工作，亦要积极构建上层统一战线。

在接手白区的工作期间，刘少奇高度重视构建和维护上层统一战线。

在他看来，唯有努力争取合法的身份，并与上层建立良好的关系，方能高效地开展宣传工作，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我们是专注于渗透技术的，而非对抗行为，所倚赖的唯有实力，而非怒火冲天的情绪。

刘少奇对薄一波说：“若是不予理会，便将错失这难得良机。”

这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，阎锡山竟将如此卓越的机遇直接指名赠予薄一波。

在一定程度上，阎锡山堪称薄一波的伯乐，而原本边缘化的薄一波，一旦接手了这个关键项目，便立刻引起了教员的关注。

行走异乡，乡情为伴，阎锡山这位地道的富豪，对同乡之情颇为深厚。

薄一波自述：“出狱后的数日，大约是10月5日，我便重返山西，在当地逗留了逾二十日。彼时，革命力量尚不雄厚，党内仅设有特科一处，他们特意组织了一批人至车站迎接我。大约有十几人，人影稀疏。胡熙庵带领了一群人，邀请我至他们处安顿。”

阎锡山将薄一波召唤至前，旨在委以重任，令其掌管牺牲救国同盟会的事务，此会亦简称为牺盟会。

他意图借助这个组织，将山西境内所有民间力量紧密联合，共同动员民众，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。

阎锡山其人颇具趣味，他恪守“事无极则”的信条。

起初，该组织被命名为“抗日救国同盟会”，然而，阎锡山认为直接提及“抗日救国”略显直接，于是将其更名为“牺牲救国”。

随后，在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进程中，情形亦复如此，将原本的抗日决死队更名为抗敌决死队。

阎锡山行事遵循“中的理论”。“存在即真理，需求即合法。”无论何人给予我生存的空间，我便与之亲近；若有人阻挠我之生存，我便与之抗争。

步入抗战中后期，家道中落、财产几近耗尽的阎锡山，竟然与日本侵略者同流合污，紧密勾结。

06

适逢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的纪念日，即1936年9月18日，救国同盟会在山西宣告正式成立。

抵达山西后，薄一波的首要举措便是与阎锡山商定三项约定，委托其负责牺盟会日常事务的管理。固然如此，阎锡山亦需恪守薄一波提出的三个必要条件。

“一是说只做抗日工作，不做其他工作；二是，我说我这个共产党员不能改变，你绝对不能限制我的工作；第三条，我活动得到你的同意。”

但阎锡也有条件，牺盟会的工作都必须在自己的名义下展开，讲话办事的时候，可以用共产党那一套，可形式必须用阎锡山的那一套。

薄一波将其形象的比喻为：“用阎锡山的口袋，装共产党的面。”

你我相互利用，你似乎以为已稳操胜券，而我亦深信你已对我掌控自如。

此处存疑，阎锡山是否知晓薄一波与郭挺一有所区别，他们所使用的是伪造的文件而非合法手续？

有学者声称不知情，因此阎锡山对薄一波的信任显得尤为深厚。然而，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录所述，阎锡山实际上应当是心知肚明的。

明了为何重用薄一波，实因他凭借那份伪造的文件，足以规避诸多麻烦。

在山西逗留逾一个月后，薄一波积累了丰富资料，遂返回北方。他向刘少奇进行了详尽汇报，并据此拟定了一份指导日后工作的行动纲领。

刘少奇叮嘱薄一波，无需畏惧与国民党高层走得太近。抵达后，首要任务是稳固立场，他们所喜闻乐见的言论，我们便顺应其意。

阎锡山不愿听闻之事，便不再提起。关键在于稳固实际的领导地位。

在即将启程之际，刘少奇再度增派了杨献珍、董天知、韩钧、周仲英等同志，与薄一波一同前往太原。同时，他还赋予薄一波一项特别使命：营救王若飞。

原本，薄一波与梁化之曾言，王若飞乃一杰出人才，在我党中，其地位与周恩来相媲美。一旦获释，便可为牺盟会效力。然而，王若飞一经出狱，便急于返回延安，这让梁化之颇为恼火，以至于他怒斥并将其欲重新拘禁。但这已是后来的事了。

薄一波再次回到太原后，先改组了牺盟会组织，会长仍由阎锡山担任, 而常委 7 人，除梁化之外，皆由共产党员担任。

杨献珍负责起草了牺盟纲领。纲领原文中提出“抗日救亡”的口号，后经阎锡山修改，改为“抗敌救亡”；对于“收复失地”的表述，阎锡山亦将其修订为“守土抗战”。

薄一波诸人亦未执着于此，任你如何评说，只要有人才在咱们这里便是。

牺盟会，作为山西省政府直属的官方机构，其运作效率显著，阎锡山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全力支持，更使得各项事务得以迅速推进。即便是薄一波亦不禁感叹，事情进展异常顺利，速度之快，犹如猛进。

但中间也是有波折的，山西很多军政要员，都反对阎锡山用共产党人。

一次，万经国、赵传寿这两个集团总司令带上部下，有七八十人，到阎锡山面前说：“参谋薄一波是共产党，你认了共产党以后，我们就死无出路了。”

阎锡山笑着说道：“你们这些小毛孩，哪里懂得这其中的门道。现在交这样的朋友还来得及，等到日后，恐怕连交这样的朋友都变得遥不可及，你们就自个儿滚吧。”

铁证如山，阎锡山确为中共在山西的首席“庇护者”。

在大革命遭受挫折之后，中共地下党成员未曾有过如此优待。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地区，即便身为领导人，他们也未曾得到过如此宽容的对待——非但军警不会对他们进行抓捕，反而会为他们提供庇护，渴了有人递上清水，饿了有人送上食物，无微不至地关怀备至。

无论新旧恩怨，在历史洪流面前，皆显得微不足道，宛如戏台上的小丑。

07

革命年代的共产党人最擅长什么？

擅于一气化三清。

红军的每一位骨干成员，宛如红警游戏中的基地车辆，一旦锁定富含资源的地点，即刻便能搭建起一座稳固的根据地。

自牺盟会成立以来，薄一波等领导成员的首要举措即致力于人才培养，以实现自我滋养与发展。

这显然远胜于老蒋的手段。老蒋入晋以来，惯用老三套策略，即挖取墙角势力、派遣间谍、挑拨制造矛盾。

来来回回，始终是零和博弈，局限于存量竞争，鲜有增量涌现。

薄一波等人则截然不同，他们一上来便开办了各式各样的培训班，班次连绵不绝，开班接着再开班。

牺盟会相继成功举办了军官教导团、军士训练团，以及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和军政民运干部训练班等一系列培训活动。

在阎锡山的严格监督之下，虽未设立党校，却将其他各项事务一一妥善办理。

村政协助员培训课程究竟涉及哪些内容，下面我们将特别予以阐述。

此组织的活动颇似当下大学生热衷的“三下乡”实践活动，旨在召集学生与青年深入农村进行宣传，颇具五四精神之遗韵。

村政协助员培训班吸纳了通过选拔产生的学员，主要面向太原学子及乡村教师，共计约1000名。他们首先接受为期十天的集中培训，随后被派驻至农村各地，致力于向农村社会的各个阶层开展宣传与动员工作。

组织形式与往昔开展工人运动的做法颇为相似，由刘少奇统筹指挥，薄一波负责具体执行。

村政协助员抵达乡村后，便着手将村民们召集起来。

以十人小组为单位，每十人中推选出一人担任代表，持续进行扩散。在此过程中，亦选拔杰出人才进入军官教导团与军士训练团深造，旨在招募两万名新兵。

短短三个月内，牺盟会的会员人数已激增至六十万，同时，其他培训班也因之满员。

运用此法，仅需动员一千名青年学子，便成功撬动了数十万人的力量，招募了数万名杰出人才，从而将此事圆满完成。

这是阎锡山久慕的组织动员力。

随后，增设了政治工作人员培训班、冲锋上士培训班、妇女运动培训班，以及寒假和暑期培训班。

此外，至关重要的是牺盟干部训练班，该班专为培养牺盟会特派员而设，其教学体系完全继承自中共。

特派员的职责在于将任务遍布于山西各州县，统筹领导各项工作的推进，确保培养人才得到妥善的岗位分配。

概而言之，无论男女老幼，无论来自本省抑或他省，一旦踏入牺盟会，无不能觅得贴合自身需求的培训班。在这里，他们不仅能习得抗击日本侵略、拯救国家的方法，更可贵的是，还能领略到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思想体系——马克思主义。

1937年左右，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势力稳步上升，其影响力如同疾风骤雨，大有席卷全局的态势。

中共以农村为基础发展。

阎老西将山西的农村悉数让与中共，使其得以发展壮大，从而将山西塑造为一处独特的革命根据地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共若非崛起，简直难以想象。

阎锡山恐怕未曾料及，昔日他拼尽全力，以中共之策来抵御共产主义，而数年之后，他自己却转而敞开胸怀，欢迎中共在其地盘上谋求发展。

令人唏嘘。

短时间内，薄一波凭借牺盟会之力，培育了众多抗日救亡工作的中坚力量，从而逐步塑造了山西地区新派领导层的崛起。

08

在培育出众多军政人才的基础上，接下来的步骤便是巧妙地劝说阎锡山创建新军，即后来闻名遐迩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。

显而易见，许多人在观察之后都察觉到，与阎锡山有关的组织名称，都透露出一种别具一格的韵味。

这成为阎锡山的个人喜好。在其赴日本深造期间，他曾积极参与铁血丈夫团的活动，自那以后，他对于此类蕴含牺牲精神的团名便产生了特别的偏爱。

阎锡山亦渴望组建一支新军，尤其是对红军那般组织结构严谨、纪律严明的队伍心生向往。在与红军交手之后，他愈发迫切地想要打造出一支类似的新军，然而遗憾的是，身边缺乏精通此道的人才。

自七七事变爆发，薄一波向阎锡山提议组建一支军队，阎锡山未加犹豫便予以应允。他承诺，武器装备与军饷等所需物资均由山西省承担，惟部队的管理制度需参照红军模式，同时，部队的将领亦由他自行挑选。

薄一波将此事上呈高层，高层亦为之震惊，竟是八旬未有之佳事。

新军之建设势在必行，而枪杆子的掌握亦须牢牢把握在我方手中。教员一挥手间，延安便全力支持，待八路军渡过黄河，届时更将输送一批军事人才前往。

阎锡山追求的是高层级的领导权，而我们所追求的则是中基层的领导权。

阎锡山自然并非易与之辈，他也曾在新军中混入一些杂质，然而这招数根本无法奏效。在组织建设方面，中共的论述位居首位，无人敢妄自菲薄，位列其次。

起初，决死队的核心成员仅有300名学子。经过一个月的努力，在阎锡山的批准下，队伍得以壮大，扩充至五个旅和四个纵队。

决死队名义上受阎锡山领导，但政委和政工人员是共产党员, 有些思想进步的旧军官，还被送进了抗大分校学习。

新军成立之际，刘少奇与杨尚昆同志在延安会议结束后，亦辗转抵达太原。

自他们抵达后，便迅速着手夺取新军及山西各县的领导权，积极派遣政治工作人才至各地，以参与各级政府组织的管理工作。

1937年11月8日，太原沦陷，牺盟会总部随即迁至临汾，刘少奇同志亦在此地办公。

此刻，山西的局势经历了巨变，境内逾半土地已被敌军占据，晋绥军亦遭受惨重损失，半数以上，旧政权几近完全陷于瘫痪。

阎锡山受损颇重，此时他手中之力已然凋零，唯有将所有寄托，尽数倾注于牺盟会之上。

昔日，阎锡山或许有意庇护中共在山西的壮大，然而随着山西半壁江山的相继陷落，他对中共的崛起态度近乎演变为一种默许与纵容。

彼时，华北地区的政府机构几乎空荡无遗，国民政府的权力机构亦已陷入瘫痪。然而，在众多的小城镇中，日伪政权尚未站稳脚跟，政权实际上陷入了一段空缺期。

先前，刘少奇委派至山西各县的牺盟会特派员，迅速接管了诸多县、区、村的政权。此外，刘少奇还精心策划了一个县长培训班，选拔了40名特派员，旨在将他们直接培养成为县长。

刘少奇对机遇的把握极为敏锐，在那段时期，他全身心投入，不再参与其他事务，专一地聚焦于政权建设。他的主要职责便是任命各级政权的领导人，并致力于培养一批批优秀的干部。

在这问题上，刘少奇与教员见解一致，均对政权建设极为重视，并对农村发展给予深切关注。教员在延安时刻关注山西的军事动态，而刘少奇则专注于临汾的政权稳固，二者各司其职，协同合作。

当然有些县长、团长的提名还是要经过阎锡山同意的，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也就是走个流程，阎锡山谁也靠不了，只能靠牺盟会，共产党提名的人大多都通过了。

政权拿到了大半，新军的领导权也基本拿到了，新军名义上是阎锡山的部队，但部队的实际领导权却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。

新军兵力巅峰时期，高达五十个团，主力部队逾五万之众，其规模几近与八路军相当。

随后，阎锡山察觉到局势已无法掌控新军，遂决意亲自下手，将这支军队予以摧毁。

十二月事变后，大部分的新军部队直接改旗易帜，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，直接融入了八路军120师、129师的序列中。

八路军一吃便饱。

09

在抗日战争的早期阶段，八路军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，并在山西大地迅速建立起各级政权，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，而阎锡山将军及牺盟会的贡献亦不可忽视。

蒋介石对红军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追击与围堵，意图在山西重现四川的胜景，然而事与愿违，阎锡山并非刘湘，山西亦非四川。

面对压力，阎锡山不得不允许中共在山西合法开展活动长达一年之久，使得蒋介石先前付出的努力化为泡影。正是在这一时期，我党实现了迅速的发展。

继而，国民党在败退至台湾的过程中，当地众多人士纷纷指出，国民党的覆灭，阎锡山承担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，其难逃其咎。

诚然，此言颇有几分道理，然而，随之而来的益处亦随之丧失，延安凭借自身能力所获得的成果亦难免受损。

谁料老蒋昔日对阎锡山施加了如此巨大的压力，正当日军大规模进逼之际，不仅未能分担其负担，反而逼迫他趋向中共一方。

只能说老蒋过于自信，坚信红军与晋绥军之间的矛盾无法弥合，且认为已沦为丧家之犬的东北军，将不可避免地与红军相互消耗。

两算盘被教员化解。

阎锡山也很自信，自以为自己在山西盘踞几十年的实力，可以裹挟共产党，以对付更强大的老蒋和日军，然而，一山还有一山高。

蒋介石和阎锡山都很厉害，可他们遇到了一个共同的对手——毛泽东。

还是教员最牛。

在这一阶段的核心人物薄一波，其后续经历又是如何的呢？

1943年11月，薄一波抵达延安，出席七大预备会议，这是他首次与教员见面。

教员见到他说：“你是薄一波？”

自言自语地重复道：如履薄冰

不久之后，薄一波在党的七大上荣获中央委员称号，时年仅有37岁，成为当时最为年轻的中央委员之一。

实至名归。